治理警车违规 大家一起监督

深层次来讲，碳中和给经济活动施加了影响各个层面、但自由市场难以定价的单一数量限制，这是市场经济和公共政策面临的前所未有的问题。

只有按照科学的方法弄清楚相关的基本问题，才能对在此基础上产生的现实问题给出正确的诊断和处方。然而有一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们，这就是受制于轻视甚至蔑视理论思维的传统，热衷于追逐五光十色和千变万化的表面现象，对所谓热点问题做出直接的回答，或者采取并非针对病因、而是针对症状的所谓对症治疗政策的措施来缓解矛盾，而没有能够透过变动不居的现象去把握具有恒定性的事物本质和长期驻留的事物运动规律。

早在集中计划体制刚刚建立的20世纪50年代中期，人们就开始认识到从苏联学来的那种缺乏生机与活力的体制需要进行改进。结果是使中国经济增长率到2007年开始呈现出阶梯式下降趋势。在这方面，读一读讨论有关基本问题的《中国增长模式抉择》一书应该是可以有所助益的。另一方面，继续推行扩大内需的方针，……抓住机遇，加快发展。概括起来说，就是要在经济体制、政治体制乃至科研、教育体制等方面全面深化改革，建立起鼓励创新的体制和机制，从根本上改善经济增长质量，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型。

如今，这些问题许多早已经有了定论，改革需要整体推进和市场应当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也已郑重地写入执政党的决议。21世纪伊始，不少省市级政府就凭借通过土地批租获得的资金进行大规模的投资活动，即用海量投资建设以造大城为主要内容的形象工程和以产业重型化为主要内容的政绩工程。尽管如此，罗格夫在该书中还是一开始就问： 对发达国家的政府而言，逐步取消纸币（现金）和硬币，或者只保留硬币即小面额纸币的时代是否已经来临？这一看似简单的问题背后，涉及到经济、金融、哲学乃至道德等方方面面的问题。

也许只有在中国历史上元帝国末期朝廷及其所属各路钞库狂印纸钞导致千万倍的超级通货膨胀、德国魏玛共和国时期政府因债务货币化而疯狂印钞而导致物上千倍地物价上涨，以及在国民党政府于40年代的战争时期狂发金圆券而导致政权垮台这样的非常时期，货币总量与债务总量的内在联系才有所背离（实际上，在这些人类社会历史上的超级通货膨胀时期，帝国朝廷和战时政府为生存之需狂印纸币来掠夺国民财富，也实际上也是剥夺民众而欠国民的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2007-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各国央行的毫无节制地增加基础货币，其结果之一是全球金融市场中资产价格的迅速膨胀，而这个问题的另一个面则是全球的负债率和杠杆率的迅速扩张。譬如，根据一些国际组织的统计，在1970年，全球债券加股票的总市值大约在 3000 亿美元以内，到1980也才为1万亿美元以内。到2002年，一些美国经济学家Carol Corrado, Dan Sichel和Charles Hulten才开始建立起一套框架来统计各种无形投资和它们对GDP的贡献。

因此，我们都欠央行一个大大的感谢。这在人类社会的货币的非纸币化的方面发展可以说是一大步。

在这种新世纪新的货币金融制度下，如果实行负利率，那人们就会把国债变现转而持有大面额的纸币贮存起来，甚至把银行存款提取出来而存贮大面额的现金纸币。反过来，如果将来消灭了纸币，完全采用央行发出的电子数字货币（CBDC，即, Central Bank Digital Currency，如在中国已经开始试行的DC/EP，），或完全采用银行的数字转账支付或银行存款账户内的数字形式，那就会失去了货币的匿名性，理论上可以被政府行政部门和执法机构进行监督，乃至进行控制。因为，全球的资本市场仍然在膨胀，资本主义不是没有了资本，而是更多地变成了虚拟资本和金融资本，而且虚拟资本还在不断地成长和膨胀。同时，西方发达国家的股市和债市却一片繁荣，指数上涨，总市值不断膨胀。

各国央行从它们的魔术师帽子里掏出来的第二种有点令人吃惊的东西，不是一只只越来越大、越来越肥的鸽子，而是越来越低的利率。连美国政府前财长劳伦斯·萨默斯也大赞这本书说，不管你同意不同意，他在这本书中提出的想法都值得思考。这三本书目前都有中译本，但是可惜的是三本书的中译本书名都被翻译得不当。但是在萨默斯所说的全球陷入长期停滞的今天，这等于什么都没说，或者说至少不是一个可行的选项。

因此，它们别无选择，只好承担起了宏观经济方面前所未有的重任（p. 253）。按2016年年底日元兑美元的汇率计算，目前日本每个国民平均拥有现金7300美元。

因此，微软的无形资产（intangibles）占其市值的近99%。坏的消息是，那些经验丰富且有影响的从业者，并非全都相信这会发生。

然而，埃尔-埃里安却发现，这场央行救世的唯一游戏越来越无效。它们非同于第三产业、服务经济，虚拟经济、数字经济等。所谓央行的印钞，在经济学的专业术语来说，就是扩大央行资产负债表，向实体经济投放基础货币，其主要渠道，是在二级市场购买资产，主要是购买国债、机构债券和MBS，以及少量高信用等级公司债券，等等。货币扩张的背后是政府为救助经济而导致的负债增加，央行增发基础货币也导致西方国家的金融市场繁荣，人们的虚拟财富在增加，从而导致从事金融投资和网络信息技术的成功人士的虚拟财富快速增加。但这好像还有它们的道理。首批GDP数据的估算便采取了支出法，原因在于支出的测度是较为容易的。

但中国人均流通中的纸钞现金为58,909元，按现在的汇率计算，中国的人均纸币拥有量约为9063美元，比日本还高。不久之后，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茨（Simon Kuznets）被安排去发展一套统一的国民帐户体系。

主权借贷和信用担保全面开放，直接公共资金被发放到美国主要银行和无数中小银行。这种独特的世界经济变局，也许只能从各国央行量化宽松与发达国家无形投资的所导致无形经济的崛起来理解，才能理出一个头绪。

然而，当今世界的问题是，当银行和整个金融系统被修复好了之后，国家、地区乃至全球经济仍然停滞不前。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旗手路德维希·冯·米塞斯的学生弗里茨·马克卢普（Fritz Machlup）在1962年就出版过一本书《美国的知识生产与分配》，提出应该将各类知识视作为有价值的东西，就像机床加工和喷漆车间一样。

但是，另一方面资本市场与基本面的鸿沟却越来越宽、越来越难以弥合。尤其是在2008-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和接踵而来的经济衰退之后，西方发达国的无形经济发展放缓，其外溢规模和扩展效应同时下降，从而导致发达国家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缓慢，经济增长长期停滞。而犯罪活动所造成的直接和间接成本可能比逃税更重要。如今，无形资产投资已经颇具规模，这类投资包括与知识产品相关的投资，如软件投资、研发投资、设计投资、艺术原创投资、市场调研投资、培训投资和新型商业流程投资，等等 而在英国，早在21世纪初无形投资就超过了有形资产的投资。

突如其来的全球金融风暴和经济衰退，让世界各国政府几乎全慌了手脚，纷纷推出了救市政策。在这种银行记账货币的时代，对银行账户内所持有的数字货币支付负利率是完全可行的，而且自2008～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后，西方国家的许多央行和商业银行都这么做了（p. 5）。

过去20年里，多数发达国家对纸币的需求在稳步上升（p. 3）。原因在于，它们发现，危机过后，没人可以接手将全球经济复苏带入下一段的工作。

正如他们在导言中所言： 事实上，一旦我们考虑到了现代经济中变化着的资本的性质，那么许多疑惑也就迎刃而解了。然而，无论是在金本位或银本位制的时代，商业银行出现后，货币的存在形式并不完全是纸币，而在很大程度上是银行存款账户中的数字货币，即凯恩斯在《货币论》中所说的记账货币（money of account）。

在过去，投资主要指的是实体投资或有形投资，如机器投资、车辆投资、建筑物投资。作者穆哈默德·埃尔-埃里安是在国际上新常态（New Normal）一词的首创者，曾任奥巴马全球发展理事会主席、国际货币经济组织的副司长和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首席执行官和联合首席信息官，亦曾连续4年被美国《外交政策》评为全球100位思想家之一。自十九世纪的欧洲工业革命和现代市场经济形成以来，各国的经济成长主要靠有形物质资本投资来实现，如纺纱机，蒸汽机、轮船、火车、铁路、汽车、飞机、现代工厂、高楼大厦、大型商场、机场码头、医院学校、高速公路、乃至计算机等等这些有形资产的生产、建造和和扩展。到目前为止，中、美、欧（盟）、日四个经济体的央行总资产加起来，就有20万亿美元。

尤其是北欧国家，已开始进入无现金社会。照笔者看来，根本问题在于埃尔-埃里安并没有从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上认识到货币在市场经济中的功能，不仅仅是辅助商品和劳务交换的一个工具，而在很大程度上是用来清偿债务的一种手段。

实际上，自2012年以来，西方发达国家各国都在这样做了——只有中国到目前为止还是个例外。然而，2008～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在美国、英国、日本、欧洲、瑞士乃至全世界，央行和商业银行都似乎都不再欢迎客户存款了，而是努力阻止人们来存钱。

他还举例道，在美国，各种层面的逃税总额加起来超过GDP的3%，而在欧洲大多数国家这个比例可能更高。实际上，现金存量与GDP之比这一指标并不能完全反映纸币现钞交易在当今世界各国交易中实际运用。